最近，實現共同富裕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其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非常明確提出的目標。在這里我和大家回憶一些，當年和鄧小平同志就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一些談話。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時任總理穆加貝,當時我擔任翻譯。穆加貝是篤信社會主義的非洲領導人，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一種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以在那次會晤中，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非常坦率地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堅持社會主義。 

　　鄧小平非常平和地回答了他的問題，鄧小平當時說：“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毙∑浇又f，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的現代化，還有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但是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有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鄧小平當時講完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目光環視一下當時的會見大廳，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這番話。然后他又講了這么一段話，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第二個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接著說，我們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F在這兩種所有制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些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用的是當時的主流政治話語，但實際上他已經大大地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他已經把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放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比方說當時農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土地集體所有、但包產到戶、長期不變，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所有制。

　　那么對于穆加貝不太理解的外資企業，鄧小平也為他做了一個分析。他很耐心地替穆加貝算了一筆帳，他說，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的一部分也歸社會主義所有。

　　為了說服穆加貝，鄧小平補充說：“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蔽野l現小平同志在談到向外國學習的時候，他從來不只是關心“硬件”，他還非常關心“軟件”，特別是如何把好的管理經驗學過來。

　　就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我給大家做一些解釋，所有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形成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但是中國的做法和蘇聯的做法不完全一樣。

　　蘇聯是對私人資本采用了剝奪的政策，中國采用的是贖買政策，蘇聯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占到當時蘇聯整個工業成分的99.97%，幾乎是100%了，而中國到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中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56%，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集中資源建設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科研體系等等。

　　其余部分主要是集體經濟，包括大量的“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在后來的改革開放中，成為鄉鎮企業崛起的主力軍，引爆了中國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階段就是鄧小平時期的公有制為主，同時允許個體經濟和外資發展，到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大致占整個國民經濟的四分之三。

　　第三階段，以1997年召開黨的十五大為標志，中國公有制的概念與時俱進，它不僅包括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等等。公有制為主的定義就開始強調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的優勢，包括國家對土地、礦產等各種戰略資源的擁有，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不是再強調國有企業的具體數目，或者集體企業的具體數量和比重。

　　這次非常重要的理論突破，形成了今天的“兩個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的競爭，一種互相促進的全新格局，在學術界也被稱之為“混合經濟”。

　　回望中國這種“混合經濟”模式的崛起，可以說是感慨萬千，不是說這個模式十全十美，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公有制為主的條件下，同時發揮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從而證明是中國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比方說，現如今的中國享有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經濟，遠遠領先美國，因為美國的私營企業不愿意投資建設大農村的通訊基站，因為長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訊基站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這也是中國模式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村村通公路”等等工程，民營企業也抓住這個發展的歷史機遇，壯大了起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現在看來，公有制占主體也是鄧小平同志的一種底線思維，因為改革需要進行大量的探索，但我們保住了這一條，即使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拉大、地區差距拉大，我們也可以用資源來逐步解決。

　　在鄧小平談完了所有制問題后，他就和穆加貝談到了如何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那么鄧小平對穆加貝這樣說的，至于不搞兩極分化，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鄧小平接著自問自答說：“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被仡?0多年的改革開放，貧富差距拉大了不少，但即使相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獲得大幅度的改善，到2020年中國徹底消除了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所以中國的貧困問題是相對貧困，而不是困擾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貧困絕對化的問題。

　　對于兩極分化，我覺得要采取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克服“文革”時期的極端平均主義，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完整地表述，就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這個戰略構思總體上有效地激發了中國社會的活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當然發展起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鄧小平是1989年11月正式退休的，退休之后，他對于共同富裕還是十分關注。

　　鄧小平處在1990年有一次談話，他說中國是允許存在差別的，平均主義是發展不了經濟的，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就必須搞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1993年，鄧小平又和他的弟弟鄧肯有一次比較長時間的聊天，表達他對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他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獲得，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p>

　　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那么就會出現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F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回頭看來，我們基本做到了鄧小平兩個論斷的第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富裕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中國的發達板塊和欠發達板塊，現在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良性互動機制。過去20來年，整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幾乎都比沿海地區要快，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這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

　　但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中國還在探索，還沒有做到理想的狀態。不久前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就有個說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則，靠市場；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則，靠法律，主要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等；第三次分配靠道德，靠自愿捐款等等公益事業。

　　六中全會結束后，中央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對中外記者談了現在黨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在談到第一次分配的時候，他說第一次分配既要講效率，又要講公平，合理控制初始分配的差距。

　　第二次分配要完善稅收制度、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努力使橄欖型的分配結構的兩頭更小一些、中間更大一些。

　　第三次分配要國家鼓勵支持企業和企業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公益事業，這在客觀上會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隨著我國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更多的人富裕起來，加上國家激勵政策的完善，我國的公益事業將會迎來一個大的發展。

　　韓文秀還特別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推動共同富裕、解決發展問題是第一位的，分配問題也很重要，但不能僅僅在分配上做文章。韓文秀說：“我國人均GDP雖然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但還沒有完全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即使把現在所有的國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那也達不到共同富裕?！彼怨餐辉Ｊ菦]有捷徑，不是變戲法，必須靠14億多中國人的艱苦奮斗，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做到。

　　總之，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還涉及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道德、生態文明、公益慈善等許多方面。

　　2021年6月，中央決定選擇浙江省來建設我國首個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較好，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是1.96倍，低于全國平均的2.56倍，今后它還要進一步地把這個縮小到更合理的區間。

　　浙江已經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許多事情，我想其它地方也可以參考、借鑒。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可以進行分區的試驗，好的經驗就及時推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要實現14億人的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為功”。我們要不斷探索前行，最終一定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