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是歷史的有力杠桿，以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動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中華民族的先賢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等多個領域創造了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了眾多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也使我國長期居于世界強國之列。16世紀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后，中國卻同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漸行漸遠，鴉片戰爭后更是一次次被經濟總量、人口規模、領土幅員遠遠不如自己的國家打敗，其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奮起直追，取得了一個個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有力推動國家不斷發展進步。歷史和現實啟示我們，無科技不足以強國，中國要強盛、民族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并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就是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不斷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何在
所謂舉國體制，顧名思義，就是組織動員和調配全國各方面力量來實施某項重大任務的一種體制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舉國體制”常被國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拿來作為攻擊中國科技創新的噱頭。其實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發現此類言論謬之大矣。在世界工業化進程中，各類重大科技、重大工程的組織化程度要求越來越高，各國為調動各方資源形成集中力量，多以國家甚至超國家的組織和社會動員、市場激勵等方式協同來實現突破。比如美國的曼哈頓計劃、納米計劃、氫能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歐洲的“尤里卡”計劃、“伽利略”計劃等，可見通過重大專項組織科技攻關不是中國的特有“發明”，而是世界各國的慣常做法。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理所當然更有條件和能力聚全國之力、集四方之智，不斷把舉國體制堅持好、運用好?；叵胄轮袊闪⒊跗?，“兩彈一星”的研發由中央專委負責并受最高決策層直接領導，其間調動26個部委、20多個省份、1000多家單位參與，終在萬般艱難中創造了奇跡。其后，超級雜交水稻、青蒿素瘧疾治療、特高壓輸變電技術、高速鐵路系統等重大科技創新，以及近年來“嫦娥”攬月、“天和”駐空、“天問”探火等重大戰略成就，都是我們發揮舉國體制優勢的結果。
進入新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環境錯綜復雜，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在此背景下，黨中央提出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并運用于科技等諸多領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著眼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強調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這對于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那么，相較于傳統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到底“新”在哪里？其優勢體現在何處？
新型舉國體制與傳統舉國體制都強調國家的主導作用，但兩者有明顯不同。傳統舉國體制誕生于計劃經濟時代，解決的是“一窮二白”條件下工業體系、科技體系“從無到有”的問題，主要靠政府發揮力量整合和集聚的主體作用，更多的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統攬。新型舉國體制是對傳統舉國體制的繼承與創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創造。它解決的是“從有到優”“從弱到強”的問題，既強調黨和國家對重大科技創新的領導，又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運用行政、財稅、金融、法律等多種手段，廣泛利用財政資金、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多個渠道，采取重大項目制、建立國家實驗室、組建創新聯合體和公司制等多種實現形式，更加尊重科學規律、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
新型舉國體制是新的經濟社會環境的產物，也體現出不同于傳統舉國體制的新優勢。在這一體制下，政府、市場、社會的職能定位更加明確，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技術、研發、市場、產業之間保持動態平衡，高校、科研院所、企業進行良性互動，共同致力于做大科技創新的“蛋糕”，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效率最優化，增強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就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的生動典范，全國范圍內先后有400多家單位、30余萬名科技人員參與研制，引入各領域、各類型的優勢資源，創建了“多線并舉”“良性競爭”的新機制，攻克星間鏈路、高精度原子鐘等160余項關鍵核心技術難關，500余種器部件實現國產化研制，“北斗三號”衛星核心器部件100%國產化。同時，新型舉國體制還有很大的溢出效應。比如，在C919大飛機研發過程中涉及大量對新型材料、通信系統、導航系統、尖端零部件等的需求，這些需求將引領帶動一大批產業躍升發展，有科學家形容這種效應就好像“母雞下蛋，不斷地下蛋”。
科技體制改革怎么深化
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可以追溯到1978年春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正是在這次大會上，我們黨明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現代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提出科學研究機構要建立技術責任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開啟了科研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此后，我們黨作出多個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一系列關于科研計劃和經費管理、科技成果、科技評價等方面的政策，我國科技發展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不斷加強頂層設計，提出科技創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推動我國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系統性重構、整體性重塑，科技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拓展。
同時也要看到，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從科技發展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科學研究向極宏觀拓展、向極微觀深入、向極端條件邁進、向極綜合交叉發力，不斷突破人類認知邊界，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術集中涌現，引發鏈式變革，這對科學研究和技術轉化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從我國科技體制看，科技創新中的一些短板弱項尚未得到很好解決，組織化協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資源分散、重復等問題還不同程度存在，科技體制機制仍不夠完善順暢。只有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在國際科技競爭中贏得優勢、占據主動，加快建設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立足充分發揮我國體制機制優勢、破解科技領域改革難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創新制度和有力舉措，有利于我們把科技體制改革的強勁“動能”轉化為科技創新發展的巨大“勢能”。
比如，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具有前沿性、引領性、顛覆性等特點，其研究往往涉及多個部門、領域、團隊和學科，是系統性社會化的“大生產”，靠單槍匹馬、手工作坊式研究已不可能實現突破，必須有強大的組織機制。世界科技強國普遍高度重視重大科技創新的組織，有的專門設立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如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日本綜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著眼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強調要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提出了完善國家實驗室體系，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等一系列具體改革舉措，其目的就是要調動一切重要創新資源，推動科技創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隊伍體系化、建制化、協同化，引領科技創新大聯合、大協作、大攻關，凝聚起推動科技創新的強大合力。
比如，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講，科技創新不僅具有科學意義，同時也具有經濟意義，從研究到開發再到應用是一個完整的鏈條?？萍汲晒D化是科技創新的“最后一公里”，基礎科學研究重在“從0到1”的突破，科技成果轉化則能夠實現“從1到N”的跨越。我國具有非常突出的產業基礎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自主攻關產品推廣應用和迭代升級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如果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更加健全，那么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樣品變成產品，進而形成產業，成就科技與產業的“雙向奔赴”。然而，目前我國很多科研成果往往發表后就被束之高閣，難以成功轉化落地，科技成果轉化率僅有30%，究其原因同我國科技創新體制研發與生產“兩張皮”問題有很大關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就是要建立健全技術轉移機構和服務網絡，拆除阻礙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籬笆墻”，搭建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化連接的“快車道”，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推動科技成果順暢流動和高效轉化。同時，全會提出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意在使科技人員更加積極地參與到科技成果的轉化工作中來，推動更多高質量的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讓更多優秀人才得到合理回報、持續釋放創新活力。
比如，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萍纪度胧侵慰萍及l展的必要條件，從科學研究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化，每一步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不同主體、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科技創新活動的風險特征千差萬別，需要金融服務體系提供差異化的金融介入路徑，構建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格局。當前，我國已初步建成包括銀行信貸、創業投資、資本市場、政府引導基金等在內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但科技投入總量相對不足、結構不盡合理，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仍有差距。由于科創企業天生具備高科技、高風險、高收益、輕資產的特質，抵質押物不足，信貸融資極易受阻，與傳統融資供給制度不匹配，融資壓力仍是制約當前科創企業特別是中小微科創企業發展的核心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作出部署，對促進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實現科技、產業、金融三者良性循環，建設科技強國和金融強國具有重要意義。如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解決的是科技企業種子期和初創期的融資問題。這些企業規模小、資產輕、估值難而資金需求度高，可以充分發揮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創業投資力量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轉化等創新活動的支持，推動企業的原創核心技術、前沿顛覆性技術突破并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創新型人才隊伍如何培養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一切創新成果都是人做出來的，國家科技創新力的根本源泉也在于人。當前，現代科技革命多領域交叉滲透，全球圍繞科技制高點開展的人才競爭空前激烈，可以說，誰擁有一流的創新人才，誰就擁有科技創新的優勢和主導權。我國要走在世界科技創新前列、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人才隊伍的培養至關重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這一目標，進一步對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作出了系統部署，就是要以創新之教育培養創造之人才，以創造之人才造就創新之國家。
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是創新型人才隊伍培養的重中之重。在大科學時代，科學研究的復雜性、系統性、協同性顯著增強，國家戰略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多年居世界首位，人才基數大，但在頂尖科技人才方面相較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高端人才不足仍是制約我國科技競爭力提升的短板，“錢學森之問”至今還沒能得到圓滿回答。以數字科技領域為例，《2023全球數字科技發展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數字科技人才總量12.8萬人，占全球總量的17%，位居第一，但高層次人才只有0.7萬人，僅占全球總量的9%。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等，以高水平人才隊伍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要使人才隊伍后繼有人、英杰輩出，必須切實做好創新人才的發現、選拔和培養工作。青年科技人才精力旺盛、思維活躍，是科技創新攻堅克難的排頭兵。據統計，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參研人員中，45歲以下占比達80％以上，北斗導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戰略科技任務的許多項目團隊平均年齡在30多歲。因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專門作出部署，強調要“完善青年創新人才發現、選拔、培養機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員待遇”。同時，人才培養還有一個自主性的問題。實踐證明，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創新人才同樣如此，必須掌握人才培養的主動權，提高人才供給自主可控能力。全會提出“完善人才自主培養機制，加快建設國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臺”，就體現了對這一問題的深刻洞察，將有力推動形成育才用才、引才聚才的良性循環，產生強大的“磁場效應”“虹吸效應”，促使更多優秀人才特別是青年拔尖人才脫穎而出。
人才不僅要培養，更要使用。要人盡其才，就要完善人才激勵評價機制。好的激勵評價機制，對人才的成長與發展、對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都至關重要。隨著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持續增長，人才隊伍規模不斷壯大，如何激發人才的創新創造活力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強化人才激勵機制，為人才松綁，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資源調度權。全會提出“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針對人才評價中的“唯帽子”問題持續深化治理，不論資歷論能力，不看年齡看本領，避免簡單以人才稱號、學術頭銜確定薪酬待遇、配置學術資源，從而讓人才不必為報項目、發論文、評獎勵、爭資源而分心傷神，在更大程度上調動人才的積極性。
把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強國，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夢想，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之殫精竭慮、不懈奮斗。正所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國定會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契機，實現科技強國之夢，從而推動中華民族的發展躍升到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