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而改革，這是一個關乎改革性質和成敗的根本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的改革就擁有了正確的方向、堅定的立場，就充滿了深厚的溫情、無窮的動力。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次開門問策中，當有學者發言提到“接下來的這輪改革，力爭讓更多群體有更強的獲得感”時，習近平總書記贊許道：“這句話正是點睛之筆，老百姓的獲得感是實實在在的?！泵裰鶓n，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們黨對人民的這種大愛，全面而深刻地體現在這次全會作出的各項部署中，尤其集中體現在增進民生福祉的具體舉措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聚焦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力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推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化為現實。
收入分配怎樣更公平
收入分配，一頭連著老百姓的“錢袋子”和“好日子”，一頭連著國家的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是改善民生福祉、實現共享發展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收入分配的關鍵，就在于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事實證明，經濟增長并不會自發消除分配不均與貧困問題，反之，高度不平等還會損害經濟可持續增長與減貧效果。一些國家沒有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么一味追逐效率，罔顧社會公平，導致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中產階層塌陷；要么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片面強調公平，掉入福利主義陷阱，付出巨額財政赤字、經濟增長停滯的慘痛代價。如何既避免片面追求效率而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又避免片面追求公平而影響社會活力的釋放，可謂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難題。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相較于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我們更有底氣、更有能力建設公平而有效率的分配制度，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從調整分配制度、健全社會保障、打擊非法收入等多方面入手，推出許多增加國民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舉措，特別是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通過努力，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超八成，2023年達到3.92萬元，形成超過4億人口的世界上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城鄉、地區和不同群體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于縮小。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不少，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業和群體的就業人員之間還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基尼系數仍處高位。究其原因，既與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相關，也與分配方面的體制機制不完善有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深刻把握“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辯證關系，作出一系列完善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必將有力推動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比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這三次分配各有其特點，都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初次分配是按照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更強調效率原則。全會提出要“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將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對部分國民收入進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調節機制起作用，更注重公平原則。全會提出要“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就是為了彌補和矯正初次分配功能性、結構性缺失，讓分配更加公平。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是前兩次分配的有益補充，也被喻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溫柔之手”。全會提出“支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這與中華民族扶危助困的優良傳統相契合，有利于運用道德力量優化調整分配結構，促進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有愛社會深度結合、互為補充。
比如，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在這方面，全會的重要原則就是提低、擴中、調高。在“提低”方面，當前我國低收入群體數量還比較大，必須設法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有學者測算，如果低收入人群中有20%的人能夠升級成為中等收入人群，社會總消費就能夠提高8%左右，將大大提高共同富裕的成效。在“擴中”方面，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目前為4億多人，可以說總量不少，但以14億多人口的基數計算，所占比重約為30%，顯然還不夠高。應當在穩住存量、提高現有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同時，提升增量、瞄準重點人群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人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在“調高”方面，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同時加強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行業秩序的監管整治，堅決遏制權錢交易，打擊內幕交易、財務造假等獲取非法收入行為。
充分就業應該朝哪發力
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對于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而言，充分就業是解決民生問題最基礎、最有效的手段。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把就業工作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在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內外部嚴峻壓力的情況下，我國城鎮年均新增就業超過1300萬人，脫貧勞動力外出務工規模穩定在30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較低水平，為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我國勞動人口眾多，經濟結構正在深刻調整，就業面臨的既有老問題又有新問題。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保持增長，但就業市場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近幾年我國城鎮新增勞動力都在1200萬人以上；另一方面，隨著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部分傳統行業就業崗位減少，而新興行業需要的人才又呈現出結構性短缺。因此，現階段就業工作仍面臨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的雙重挑戰，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就業優先政策，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
著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結構性就業矛盾是當前我國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人力資源供給與崗位需求之間在特定領域的不匹配，“有人沒活干”與“有活沒人干”并存。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要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科學研判人力資源發展趨勢，完善供需對接機制，力求做到人崗相適、用人所長、人盡其才，提升就業質量和穩定性。同時，引導全社會牢固樹立正確就業觀，把個人的理想和專長融入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之中，客觀看待個人條件和社會需求，以擇業新觀念打開就業新天地。比如，針對大學畢業生“求穩”心態明顯，考研、考公、考編熱度不減，以及缺乏明確的職業規劃和定位等現象，可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專業認知教育、就業能力培養和就業價值觀引導等工作。
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穩住重點就業群體就穩住了就業基本盤，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是當前需要重點支持的就業群體。近年來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2024年更是超過1170萬人，未來一段時間預計每年將維持在1000萬人以上，就業難度不小。因此，必須提升人力資源供需的“適配度”，不斷增加崗位資源的“供給量”，完善高校、職業院校學科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努力創造更多適合高校畢業生特點的就業崗位。2023年，我國農民工規模約2.98億人，然而農民工就業質量不高、穩定性較差、收入偏低，權益保障還存在不少短板。要堅持農民工外出就業和就地就近就業并重，多措并舉促進農民工就業，同時穩定脫貧人口務工規模和務工收入，防止因失業導致規模性返貧。退役軍人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全國有3900多萬退役軍人，每年還將新增40多萬人。退役軍人長期在部隊服役，知識體系、職業素養與市場就業環境存在較大差異，需要給予退役軍人更多就業關懷和幫扶，落實各項就業援助政策措施。
營造公平就業環境。近年來，黑中介、假招聘等違法違規問題時有發生，學歷、年齡、性別、健康等就業歧視依然存在。促進就業機會公平，就是要破除這些不合理的限制條件，創造更為公平的就業環境。如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維護好勞動者在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職業技能培訓、社會保險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權益。又如加強技能培訓力度，強化重點領域高技能人才培養，廣泛實施新業態領域就業技能培訓，支持各類市場主體依法設立職業培訓機構。再如加強勞動市場監管和監察執法，加大對就業歧視現象的糾治力度，有效治理欠薪欠保、過度加班、違法裁員等亂象。促進就業機會公平，還須暢通社會流動的渠道，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人才流動中的體制機制壁壘，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讓社會保障更加溫暖有力
社會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網”、收入分配的“調節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世界各國發展水平、社會條件、文化傳統等不同，社會保障制度必然多種多樣。從國際上看，社會保障主要有3種模式，即普惠型福利型國家保障、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共濟、公積金計劃儲蓄積累。目前，我國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包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制度在內，功能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成，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要看到，這一保障體系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城鄉區域差距大的基本國情基礎上建立的，是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等劇烈社會變遷中建立的，意義巨大，也十分不易。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政府被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授予“社會保障杰出成就獎”。
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入快車道，相繼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我們統一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養老保險制度并軌，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組建國家醫療保障局，為人民的美好生活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和城鎮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加快發展，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也出現了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制度之間轉移銜接不夠通暢，“漏?！薄懊摫！薄皵啾！边€不同程度存在，城鄉、區域、群體之間待遇差異不盡合理，一些地方社?；鸫嬖凇按┑住憋L險等。針對這些短板和痛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眾多改革舉措，目的就是進一步織密織牢社會保障安全網，讓人們更加安心、更無后顧之憂。
全會提出“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這是鞏固和強化基本養老保險兜底作用的重要之舉。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自20世紀90年代建立以來，從縣級統籌起步，逐步提高統籌層次。2020年年底，各省份都實現了基金省級統收統支，解決了本省份地區間基金負擔不均的問題。但由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年齡結構等存在較大差異，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一些省份基金結余比較多，而另一些省份則支出壓力較大，需要在全國范圍內調劑使用。2018年以來，我國建立并實施了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對各省份養老基金進行適度調劑，有效緩解了社?；鹗罩У膮^域結構性矛盾，確保了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全會提出的相關具體改革舉措，就是在此基礎上推進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完善統籌資金調劑機制，增強社會保障可持續性，夯實穩健運行的制度基礎。
全會提出“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這是彌補我國現有勞動法律制度不足、確保國家社保制度有效覆蓋的需要。以新就業形態人員為例，他們主要是指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人員，如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據統計，截至2023年3月，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其中多數是35歲以下的年輕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往往從一個或多個平臺接受任務分派，傳統勞動關系“解綁”，陷入無雇主或多雇主的“去勞動關系”困境，加之一些平臺企業為降低成本有意規避勞動關系，導致從業人員勞動關系認定難、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不足、勞動權益保障有盲區，勞動者的風險難以通過社會化的方式有效化解。為此，必須加緊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和政策措施，引導支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提高他們的社會保障水平。
全會提出“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這是適應我國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重大變化、滿足人們更高居住需求的重要舉措。20世紀90年代，我國城鎮住房出現嚴重短缺，通過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出臺一系列支持政策，實現了從福利分房到主要通過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重大轉變，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人民居住條件顯著改善，基本解決了住房“有沒有”的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以及新型城鎮化深入推進，住房市場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保障性住房供給相對不足，大城市房價高，新市民、青年人住房負擔重，人們提升居住品質的愿望凸顯，“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的房地產發展模式亟待轉型等。全會提出的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支持城鄉居民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改革房地產開發融資方式和商品房預售制度等系列舉措，可謂有的放矢、直擊弊病，必將推動實現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用改革守護人民健康
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個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國之基。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服務全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網絡不斷健全，人均預期壽命從2012年的73.5歲提高到2023年的78.6歲，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分別降至15.1/10萬、4.5‰，主要健康指標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更加重視生命質量和健康安全，既希望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也希望看得好病、看病更舒心。為了解決群眾看病就醫中直接而現實的問題，解決衛生健康事業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進一步作出部署安排。
比如，著力緩解“看病難”問題?？床‰y是不同發展水平國家面臨的共性難題，這與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患者的地區差異和經濟狀況、人口增長和老齡化趨勢加劇引起的醫療服務需求急劇增加等相關。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強城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大力推動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下沉，2023年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診療能力比2012年提升近四成，越來越多的群眾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醫療服務。同時，當前基層醫療服務能力仍相對薄弱，醫療資源供需失衡的“倒金字塔”結構狀況沒有得到根本緩解。全會提出“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設分級診療體系，推進緊密型醫聯體建設，強化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等舉措，就是要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資源下沉，推動形成合理的就醫和診療格局，實現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省，真正讓“看病難”不再難。
比如，有效減輕“看病貴”負擔。從醫保談判代表“靈魂砍價”，到“國家隊”推進藥品和醫用耗材集中帶量采購；從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到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一系列醫改措施的推出，持續降低群眾就醫成本。然而受多種因素影響，過度診療、欺詐騙保、醫藥領域腐敗違規等問題尚未杜絕，一定程度增加了群眾就醫費用。全會提出“促進醫療、醫保、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為導向的公立醫院改革，建立以醫療服務為主導的收費機制”“創新醫療衛生監管手段”，目標之一就是從以“降價”為重點的醫保端控費改革逐漸進入以“控量”為重點的醫療行為規范上，切實讓群眾看病用藥費用降下去。
比如，大力倡導“大健康”理念。保障人民健康是一個系統工程，新時代人民健康服務不僅包含治病救人，還包括人民的體育鍛煉、心理健康、疾病預防等方方面面，因此既要做好“治病”的工作，也要持續在“防病”上下功夫。我們要從過去的“被動醫療”走向“主動健康”，持續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建立健全大衛生大健康格局，既用好醫療衛生服務的“小處方”，也發揮好社會整體聯動的“大處方”作用，特別是堅持“三醫協同”“全社會協同”的工作理念，突破部門之間分頭治理的弊端，提高衛生健康政策的系統性、協調性、一致性，同時積極弘揚中國傳統健康文化，不斷提升全民健康素養，推廣“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責任人”的觀念，踐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老齡化少子化如何應對
人口是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支撐，人口問題始終是一個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人口發展態勢表現為生育率逐步降低、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等，這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但由于長期處于低生育率水平，導致人口增長轉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老齡化加劇，我國人口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2022年以來，我國人口發展已經進入減量階段，同時進入以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為標志的中度老齡化社會。
從世界范圍看，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2005年全球開始進入65歲及以上老人占比超過7%的人口老齡化階段，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個百分點增至0.2個百分點，2023年全球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超過8億。全球生育率也在持續下降，有數據顯示，2021年全世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56、歐洲和北美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54、較發達地區平均總和生育率為1.52，均低于2.32的世界平均水平和2.1的人口更替水平。從成因來看，老齡化主要由人均壽命延長以及少子化兩方面因素疊加造成，而少子化主要受到生育基礎削弱、生育觀念改變、生育養育成本較高等因素影響。
當前中國人口結構“變老”、人口規?！白冃 钡男卢F象，將對經濟潛在增速、勞動力成本、社會總體負擔等產生一定影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系統觀念統籌謀劃人口問題，提出要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梢哉f，全會既抓住了當前我國人口的主要矛盾，又在遵循人口發展規律基礎上綜合施策。這是因為，解決生育意愿問題關鍵在養育階段，但不僅僅在養育階段；解決養老問題主要在老齡階段，但也不僅僅在老齡階段，必須一體考慮。
比如，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生育是人口發展的源頭，提高生育率是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關鍵舉措。無論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還是人口變化趨勢的角度，必須格外關注我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有統計數據顯示，1950—2021年，美國總和生育率從2.9降至1.7，日本從3.7降至1.3，印度從5.7降至2.0，都遠小于中國從6.1到1.2的降幅。從其他國家的先例來看，生育率在較低的水平上長期徘徊后，通常難以再回升到更替水平。不過，促進總和生育率向這個方向靠近，或者在目前水平上有明顯的提高，應該成為政策努力達到的目標。因此，必須采用有效激勵辦法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不斷激發“生”的意愿、解決“育”的難題和減輕“養”的負擔，切實提高生育意愿。全會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都是直擊痛點的明確安排和利好舉措，契合了社會各界的一致期盼。要在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補貼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兒童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等多個方向持續用力，促進生育率向更可持續水平回升。
比如，完善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政策機制。從國際對比看，從7%的老齡化到14%的中度老齡化，法國用了126年、英國用了46年、德國用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21年。超大規模的老年人口帶來了“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等煩惱，也蘊藏著巨大的“長壽紅利”和市場潛力。一方面，要正視老齡化對勞動力資源、養老保險基金等帶來的壓力。全會提出“按照自愿、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綜合考慮了人口、制度和勞動者三方面的因素，借鑒了先期進入老齡社會的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做法，有助于更充分挖掘大齡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潛力，提高養老金發放的長期可持續性。從2025年1月1日起，我國將用15年時間，逐步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60周歲延遲到63周歲，逐步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50周歲、55周歲，分別延遲到55周歲、58周歲。另一方面，要用好老年群體的人力資源，這是我國規模龐大人力資源的一支重要生力軍，也應該成為需求效應顯著的一個消費群體。全會提出要發展“銀發經濟”，就是著眼于為老年人提供所需產品和服務，這既可以解決急難愁盼民生需求，也能夠通過挖掘老年人消費潛力擴大內需，從而支撐經濟長期增長。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我們黨的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結底就是讓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個決策部署，推進民生領域改革的一項項政策舉措，都是朝著這個目標邁進的堅定步伐，都是為了增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是我們黨的初心所在，也是我們黨的責任所在。
